由地方财政来负担对本地居民才有权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险福利的地方财政分权制度也是废除‘户口制度的重要障碍。

资本账户下的 40 个项目中只有 4 个是不可兑换的 (机构投资者已经在可控的前提下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和信托市场以及交易金融衍生工具)。金融领域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推进过程中的波动和曲折在所难免。

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表明，改革的先后顺序及速度将决定利率市场化推进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乃至实体经济是否会受到负面冲击。而我国超过50%的国民储蓄率决定了资金并不成其为问题。金融改革的最终成功也离不开财政领域和立法领域的改革配套。给定未来十年总计约20-30万亿人民币的城市化基建投资需求以及金融十二五规划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目标，预期市政债及企业债规模可能在未来五年扩大一倍。这意味着央行对于金融系统的影响将主要通过直接干预货币市场利率来完成，而降低对诸如贷款配额及存款准备金率等行政性政策工具的依赖。

与突飞猛进的经济地位相比，人民币要达到与之相符的影响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临近2012岁末，西方经济疲弱仍在持续，市场将目光投向中国并密切关注决策层刺激经济的政策举措。在各个国家当中，这种政府财务状况是属于非常好的，所以就给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比如说必须完成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原来走的是双轨制改革，双轨制改革有好处，一方面给没有竞争力、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一些保护补贴，维持了稳定。这种情况下工资一定涨，跟过去比，需要升级到比原来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发展路径和它们相同，因此，可断定我国还有20年维持8%增长的潜力。最后，我同意一位批评者所强调的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最重要的是增强中国经济体引进、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这注定必须以民间经济为主体来实现。

只要发展中国家合理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发达国家的二到三倍。你怎么看这种论断？林毅夫：国内对此有些意见。

理性看待宏观调控《社会观察》：你还特别提到，中国维持经济增长，投资拉动还要管20年，这与当前比较流行的说法相悖。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国靠这些有利的条件维持8%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此比较优势的概念永远是比较，跟自己的过去比较，跟国际比较，然后找到自己的定位。目前的财政赤字，包括地方投资平台的负担，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40%，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无数微渺的企业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成功的概率。但是在居安思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视存在的有利条件，必须看到我们可能的前景，因为过度悲观容易使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利于政策选择。宏观调控确有可以改善之处，但也不应否定上一轮调控。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希望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结构主义的过之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不及之过，使更多国家有机会摆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我称之为超越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放开了对中国有比较优势产业的进入，所以保持了快速增长。

就像现在不少强调中国应该以消费来拉动增长的学者，并未强调要以政府消费来拉动一样。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从世行到北大，林毅夫回来短短几个月，《新结构经济学》、《从西潮到东风》、《繁荣的求索》等三本新作相继问世。

中国过去30年发展得很好，现在确实碰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中产业升级选择的第二、三、四步，是正如我的批判者所认为的由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在为自身福利而不计血汗代价的冒险犯难、拼死努力中来决定的。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30年来除了易于收费的无线通信以外，其余基础设施未见改善，成为增长的瓶颈，就是因为误认为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能自发协调解决这些外部环境条件问题的结果。当然，在政府的作用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其次，潜在增长率的决定因素跟实际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并不一样，从潜在到实际还需要付出努力。大家诟病的主要问题是，上轮调控以放松货币政策为主，很多能从银行拿到贷款的国企去投房地产，去抢本该属于民企的领域。

我强调，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此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因此，拉动经济增长应该以投资为主体，但并非强调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其次，我强调政府必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也并非把政府在产业升级中歌颂为主角。

不仅是政府有钱，我们的民间储蓄也非常高，再加上还有3万亿美元的储备，在投资的时候，不管是机器、设备、原材料，中国都有足够的资金。欧美国家当前的债务问题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

如果没有当时的调控，2000多万民工失业，经济急剧下滑，结果会更糟。如果有另一轮宏观调控，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资金流向就比较容易控制。

被主办方簇拥着走上讲台的林毅夫，斯文干练，又带着学者特有的谦和。比如说4万亿，以及9月份推出的稳增长1万亿投资计划都饱受舆论批评。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投资拉动似乎充满原罪，因为这意味着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这可能诱发低效，寻租，地方政府平台贷款债务、挤压民间投资发展等等弊端。

同时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北京这样全球化都市，下场大雨都有可能死人。民间投资意愿低迷时，政府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和完善制度以提高长期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潜力的同时，使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直接投资，或启动民间资金投资于像道路、地铁、管道、污水和垃圾处理和社会工程等会影响消费潜力、经济运行效率和产业升级的增长瓶颈限制领域，是一石双鸟、化危为机的政策。

所以必须进一步推行金融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拥有后发优势，可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

上一轮刺激政策所投资的基础设施，是否会像很多外国评论家认为的都是坏项目，这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速。跟美国，欧洲、日本相比更是这样

这就稀释了其在定价方面享有的溢价。在中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和公司议程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便是国有企业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政府命令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国家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上面提到的外生力量之一。

因此中国政府监管机构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增加反映真实增长动力的股票（消费导向的公司，其中很多恰恰是民营企业）的比重，从而降低传统大企业（银行、电信、公用事业公司）的比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凭估值进行投资是赔钱的买卖。

中国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不一样，它有权在一般监管范围之外干预市场。（李君蘅是独立证券研究咨询公司JL Warren Capital LLC的创始人和证券分析师。

但由于多数上市公司都没有多少股息派发，这一政策很难说是一个利好。比如证监会最近推出了一条新的股息红利税下调措施，即持股超过一年的投资者股息红利税从20%降至5%。